艾滋病区清洁工接连被扎 吃阻断药瘦了20斤

艾滋病区清洁工接连被扎 吃阻断药瘦了20斤

　　今天，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。

　　今天，让我们去关注这样一个人

　　每天，她会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病房前，出现在艾滋病患者身边；每天，她会在病房最后一盏灯熄灭后方才下班。

　　她叫杨渝（化名），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中心清洁工。

　　8年间，她亲眼目睹着艾滋病患者的生生死死，自己两次被含有病毒的针头意外扎伤。至今，她仍然工作在“抗艾”一线……

　　11月24日，杨渝服下了最后一包艾滋病毒阻断药物。通常，服用艾滋病阻断药，副作用非常大。

　　此时，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　　“终于不用吃了……”

　　一个月来，每天对她而言都是煎熬，恶心、呕吐、走路不稳、吃不下饭……阻断药带来的副作用让她足足瘦了20斤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这一切，她都只能自己默默地扛着，连她的儿子也不知道：母亲已是第二次面临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危险。

　　曾经，儿子在电话里问到她为什么不舒服，她都只能“骗”他说：“有点感冒，吃了点感冒药。”

　　“我希望，这是最后一次。”杨渝默默念叨。

　　可是，谁又知道，还会不会有下次？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在她的脸上仍然能看到乐观的笑容。“工作照做，生活照过。”

　　抢救室里，一位病人奄奄一息；室外，应聘的女孩儿吓瘫在地

　　清晨6时整，天还没亮。

　　当所有病人还在熟睡时，杨渝已换上工作服，戴上帽子和口罩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　　“每天准时6点上班，第一项工作就是到病房挨个儿的收垃圾、拖地、擦屋子。”每到一间病房，她总是轻手轻脚，生怕惊醒病人。

　　有时候，打开灯不小心把病人吵醒，病人随即粗口大骂。这样的事情，对杨渝而言已司空见惯。

　　2003年9月，原本在医院肝炎病区打扫清洁的她被调到艾滋病病区工作，从此她开始和艾滋病患者打上交道。

　　2004年9月15日发生的一件事，让她至今难忘

　　深夜11时，一个早上被她“得罪”的病人悄悄来到员工宿舍楼敲她的门，并出言威胁她，她在被窝里吓得不敢吱声。

　　“我知道，他只是一时想不开，病人的情绪波动总是很大。”回想着当时的情景，杨渝说，不少艾滋病患者稍微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就容易产生报复心理。“我能理解，所以也不怪他们，过了之后他们也就好了。”

　　整个病区差不多有20间病房，不到半个钟头，杨渝就累得额头冒汗。

　　“现在还好，半个月前新来了一个清洁工和我搭档，不过干满这个月，她就不干了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”所有病房都由她一人负责打扫，这已成了家常便饭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艾滋病病区打扫卫生。“来过的工人，最长的做了20多天，最短的一来到病房掉头就走了。”

　　上周，单位来了一个试工的年轻女孩儿小燕。

　　“哪知她早上8点多来报到时，正好看到一位病人在抢救室里奄奄一息。”杨渝回忆说，“吓得她一屁股坐到地上直发抖。”

　　见状，杨渝赶紧把她扶出病房。

　　趁着杨渝倒水的功夫，小燕一溜烟儿就不见了。之后，她打来电话说，“宁愿不挣这份钱，再也不来了。”

　　其实，害怕的并不仅仅是小燕。

　　对于杨渝而言，恐惧和担忧也曾深深地笼罩着她。

　　“起初，我只知道艾滋病是传染病的一种，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”她说，那时，住院病人只有几个，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几十个。

　　不是没想过要离开，她曾经也在心里三番五次地斗争过，“走，还是走吧！太危险了！”可是，转念一想，医院招不到顶替的工人，“一旦我不做了，还有谁来做喔？”

　　每每看到那些躺在病床上无依无靠、没人照顾的患者，她总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留下来。

　　就这样，7年来，她始终在并不宽敞、光线暗淡的走廊里穿梭忙碌。

　　收垃圾、拖地、擦屋子，杨渝每天都在艾滋病区干着这些事

　　三年里，她被艾滋病患者用过的针头扎过两次

　　“3年前，我与艾滋病病毒擦肩而过。第一次，我感到艾滋病离我这么近……”

　　杨渝说，在那些日日夜夜里，她都担惊受怕，还时常因为梦到自己成了一个艾滋病患者而惊醒。即便之后检查出她并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毒，但如今回想起来，仍心有余悸。

　　那是2007年7月的一天清晨，她和往常一样准时到病房收垃圾、打扫清洁。当打扫到20号病床边上时，她看见病人的衣服掉在地上了，便好心地帮她捡起来。

　　这一捡，便出了事。

　　“啊！”她感到食指一阵刺痛，禁不住轻叫了一声她被这个艾滋病患者注射毒品用过的针头扎到了！

　　顿时，她的脸吓得惨白。

　　杨渝转头就往厕所跑，10多分钟的时间，她一直不停地用流水冲洗自己的手，并用另一只手使劲挤那只被针头扎到的手指。

　　她想，也许这样能把可能已经沾上的病毒挤出来。

　　她说，那个时候，她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　　护士长知道这件事后，当天立马到市艾滋病职业暴露药品库去为她申请了艾滋病阻断药物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她天天服药，将可能进入体内的病毒杀死。

　　“太难受了！天天都是恶心、呕吐、吃不下饭，有时感觉人都要拿过去了。”吃了阻断药，杨渝感到副作用反应特别大，但由于病区没有多余的清洁工，她没有一天停工，一直坚持着。对她而言，那简直是从未受过的煎熬。

　　所幸的是，病魔总算被药物阻断。然而，让杨渝没有料到的是，上月28日，她又一次遭遇到了这般厄运！

　　这一次，又是清晨在病房做清洁，擦床头柜时，不小心被病人放在枕边的针头扎到。

　　“当时都不想吃药了，真的太难受了！有没有感染上，就听天由命算了。”护士长和病区主任轮番劝她，终于还是让她咬紧牙关坚持服下了阻断药。

　　“昨天把药吃完的时候，我真是长舒了一口气。不过3个月、半年之后还要分别复查一次，对艾滋病病毒抗体进行跟踪检测，到时候就能最终确认是否感染上病毒。”

　　如果感染，怎么办？

　　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杨渝摇头说，“想都不敢想我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的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！”

　　除丈夫以外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艾滋病病区工作

　　这么多年，杨渝一直没有将自己在艾滋病病区工作的事情告诉丈夫以外的家人，俨然成了“地下”工作者。

　　杨渝的丈夫也是医院检验科的一名临时工，不过，他俩一个在歌乐山上的住院病区，另一个则在山下小龙坎的门诊医院。

　　由于两人下班都晚，每天上下山不方便，而且对他们而言，路费也比较昂贵，因此，他们分别住在山上和山下的员工宿舍。

　　但是，差不多每天下午2点多，杨渝的丈夫总会跟着医院的车上山来送化验单，并从山上拿血下去，这成了他们偶尔见面的短暂时间。

　　“他是家里面惟一知道我在艾滋病病区工作的人。”杨渝说，因为同在一个单位打工，瞒是肯定瞒不住的。

　　不过，几年前丈夫出了一场车祸之后，身体一直都不好，杨渝原本没打算将职业暴露（指由于职业关系而暴露在危险因素中，从而有可能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）的事告诉他，怕他承受不起打击。直到上个月再次暴露之后，护士长实在忍不住了，第二天才告诉了他。

　　“我也是想让她家里的人能对她多点关心，不然这么高危险的工作，什么苦水都只能往自己肚子里面咽，太痛苦了。”护士长说，那时，听到妻子职业暴露之后，杨渝的丈夫也惊呆了，硬是站着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，他从未想过，这样的事真会发生在自家人身上。

　　“不过他很理解，而且之后每次上来，都会问问我身体怎么样。”在这个谈“艾”色变的社会，丈夫是她惟一敢“备案”的人，包括父母、儿子在内的其他亲朋好友，都不知道她具体在哪里工作。

　　每次问及，她只是说在传染病医院，但对艾滋病病区绝口不提。

　　是的，她怕。她怕老家的人说三道四，说她也“带上了病”，连累亲人也抬不起头，被排斥。“现在两个儿子都大了，谈恋爱了，我怕人家女孩子知道我在艾滋病病区工作，立刻就和儿子吹了。”

　　“地下”工作，有可能转到“地上”来么？她说，她不敢。

　　到底能瞒多久？她说，只要她在艾滋病病区干下去，她就会一直隐瞒下去。“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带"艾"的身份影响到家人的正常生活。”

　　“我要健健康康的，以后，我还要抱上自己的孙子呢！”

　　等她好不容易闲下来吃晚饭，差不多七八点了。

　　之后，杨渝还会帮值班护士去药房拿些药到病区来，把护士分好的药给每个病人送到病房去；之后，她还要打扫医生、护士的办公室。

　　大概深夜12点半左右，病人都睡了，杨渝才换下工作服，收拾好下班回宿舍。“这算比较正常的，有时候会忙到凌晨1点。”歌乐山上早晚比较冷，早出晚归的她为了御寒，总是比其他人多穿一些衣服。

　　从清晨6点到夜里12点半，杨渝工作的战线拉长到超过18小时，但护士长说，其实她的工资才只有1000多一点。“像她这样勤快，在外面找一份同样收入的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杨大姐一直留在这里。”

　　杨渝说，他们奋战在“抗艾”一线的人就如一家人般，而且主任、护士长、护士妹妹都坚守在这里，她也有一份责任。

　　“杨大姐乐观、爱帮人，很多病人跟她的关系都非常好，有不少出了院的病人，现在都还经常打电话来问候她。”坐在咨询台后的一位护士说，就在前一天上午，还有一名去年10月出院的病人说，要回来看她。

　　虽然有时候这里的病人情绪不稳定，见人就破口大骂，但杨渝从来不放在心上。“他们得了病之后，很多都没有亲人了，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。”

　　尽管刚服完阻断药，且要半年之后才能最终确证是否因为职业暴露感染上艾滋病毒，但杨渝说，希望这一次能与艾滋病病毒再次擦肩而过，“我要健健康康的，以后，我还要抱上自己的孙子呢！”

　　看着身边那几盆她每天都会浇水的茉莉花，杨渝露出了乐观的笑容。

　　记者手记：他们， 也需要关爱

　　很长时间，我们习惯性地把“艾滋病日”关爱的焦点放到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身上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在他们身边还围绕着众多像杨渝一样，敢于主动“扛”下高风险的一群医务工作者、卫生服务人员。他们和艾滋病“零接触”地抗争着，同样面临巨大的危险。

　　采访中，杨渝不止一次地说，一定不能让别人认出她，因为她不敢想象那之后别人会在她背后说些什么，包括影响她家人的正常生活。

　　所以，她选择隐瞒。至于隐瞒到什么时候，她说自己也不知道，或许会一直到自己不干这份工作那天。

　　但是，我们发现每当说起自己和同事一起工作的事，杨渝就格外开心。那时，她总会笑着说：有他们在，我就不会觉得孤独，大家在一起格外开心，我们会一起面对危险与困难。

　　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艾滋病房工作，被带有病毒的针头扎过的医疗服务人员绝不只有杨渝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每天冒着被感染的危险，工作在“抗艾”第一线的人还有很多很多，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与关爱。

　　曾经，从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开始，很多人谈“艾”色变，视他们如瘟神，避而远之。

　　然而，当一些人抛下艾滋病患者的时候，正是那些和杨渝一样，有着爱心和责任感的医疗工作者、卫生服务人员守候在他们身边，陪伴他们，同艾滋病魔进行抗争。

　　然而，当一些人在了解了杨渝们的工作后，却把“恐艾症”转移到了这样的医疗服务人员身上。因为他们“与艾滋病抗争”的这一身份，往往被人怀疑在接触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的过程中也沾上病。

　　因此，他们也成为了别人主动“屏蔽”的对象，少接触，甚至不接触。

　　其实，这些人也需要理解与关怀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奉献，才保护了我们更多人免受其害。

　　今天，在世界艾滋病日之时，让我们在此道一声：你们辛苦了！

　　来源：华龙网-重庆日报 重庆清洁公司